——《相约呼伦贝尔》之杂感

　　文：文艺广播　李道桐

　　“我要喝酒！”这话是内蒙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的宣传部王部长说的。

　　时间：2007年7月10日晚7点。

　　地点：鄂伦春自治旗某宾馆餐厅。

　　场合：欢送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相约呼伦贝尔》采访团明日奔赴扎兰屯的晚宴上。

　　背景：由于采访团一行连日奔波、睡眠不足，大家显得疲惫不堪，有点发蔫。再加上晚间还要写稿、发稿，所以都不怎么喝酒。因此晚宴的场面不够火爆、不够热烈。此情此景让健谈好客的部长坐不住了，他清了一下嗓子，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天津电台的各位朋友，我们鄂伦春是个小地方，接待你们大城市来的这么多人的采访团还是第一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可我看大家喝酒的劲头不高，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其实我身体不太好，手指头又被拉了个大口子，都见着骨头了，可以说是带病坚持工作。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吗！要我说这喝酒就应该喝出个气势来，你敬一杯我敬一杯的显得外道，我们鄂伦春这地方讲的是好朋友在一起就来真格的，有句话说的好，“我要喝酒！”(注意：这四个字的逻辑重音在‘我要’上)这话啥意思呀？那就是说，喝酒就喝个主动、喝个心情、喝个豪爽、喝个痛快、喝出个气氛来，你们说对不对？啊？今天你们来了，说实在的，我打心眼儿里头高兴，真的！别的话不多说了，现在我要喝酒！来！看我的！”说完，手一送头一仰一杯酒喝了下去。

　　部长绝对是好心，说的也是真心话，可我的思绪却因部长的那句“我要喝酒！”，一下子就远离了稍显嘈杂的酒桌，飘到了前不久在呼伦贝尔市蒙古大营的一场午宴上……

　　那是呼伦贝尔市人大副主任(我过去一个单位的同事)特意招待我们《相约呼伦贝尔》采访团安排的午宴，参加午宴的还有一位熟识的天津知青，他是呼伦贝尔市人大委员、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曾经的牙克石市副市长。

　　早在前一天的下午4点多，我就在呼伦贝尔市人大的会议室见到了他，记忆中那清瘦的帅小伙儿踪影全无，阔别了35年的他已是大腹便便、头发稀疏了。当时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手中拿着一只乒乓球拍和一个水杯，显然是从球场上得到消息匆忙赶来的，这个钟点了还在打球，真够潇洒了。在得知我们要采访他时，他的表情有些茫然，同时又喃喃自语“我得准备准备……”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见他从办公桌上迅速地搜出一个红塑料皮的小本子，翻开其中的一页，抖动着对我说：“你看！这是通讯录，这上面是你和吴双的名字吧？电话号码对吗？平常我没事儿时就给我熟悉的知青打电话，可就是谁也打不通，怎么回事儿吗！”他话里明显带着激动、责问的意味。啊！这本通讯录我太熟悉了，那是98年扎兰屯遭受大水灾后，所有参与赈灾的天津知青人名单，将近600人哪，是我亲手一个名字、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工作单位地输进电脑，然后制成的通讯录。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他还留着，可这十年的变化多大呀！难道他不知道？我忙指着写有我名字的地方告诉他，我的电话没错，只是我不在那屋办公了，只要打通了，肯定能找到我。他仍抖动着那本通讯录说：“电话打通了，可没人接啊！没人接啊！”我急忙拿出了名片交给他，他这才意犹未尽地收起了小红本坐下。

　　是吕洋和谈心采访的他，话题是关于知青的爱情和生活，接受采访的还有他那在妇联工作的妻子。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吕洋让他俩每人向对方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妻子迅速地扭头瞥了他一眼，然后调整好坐姿说了一句：“少喝酒，你身体已经禁不住酒了，唉！说了也没用。”我见他认真地点了一下头，“谢谢！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超过三高是四高了，以后一定注意。”

　　仅隔了一夜，十几个小时，午宴上的他就拿出了“我要喝酒”的气势和劲头儿。我俩紧挨着，眼看着他和人大主任喝、同吴双喝、跟我喝、与大家喝，而且每喝完一杯就冲我说一遍：“只要我有空儿，就按着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给你们打电话，可就是谁也打不通，谁也打不通啊！”我心里十分清楚，出现这种状况是谁也劝不动的，不要拿话招惹他是眼下最好的劝。因为他此时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别人很难琢磨的境界。是习惯使然？还是境况使然？是肉体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我说不清楚，但心里却挺不是滋味的。午宴还没结束，他的眼睛就朦胧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但我仍能隐约感觉到他嘴里含混不清、喋喋不休叨咕的就是刚才他一直说着的那几句话……

　　因第二天一早就要奔赴扎兰屯，鄂伦春晚宴后吴双就通告大家，睡觉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省得明早匆忙。在我整理电脑包时，顺着包边掉出来一张小小的记事纸，拿起来一看，我的思绪立刻又飘到了更早的6月29日……

　　“7.1”前的几天里，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关于香港回归十年的报道，6月29日的新闻联播中闪现出一组镜头，它由十几个香港各界人士的外景画面剪接而成，背景有市府大楼、商铺门前、写字楼中、马路两侧；人物有男有女、有白领、有蓝领、有官员、有市民，他们都兴奋激动地大声喊着同一句话：“我要做好这份工！”那场面让人振奋，相当有震撼力。它当即触动了我潜意识中的某根神经，早已养成的习惯，我马上拿起笔把它写在记事纸上，又顺手放进了电脑包。

　　其实，“我要做好这份工！”这句口号出自谁口？为什么这么说？以及它的时代背景怎样？我都不甚清楚。但从那几天的新闻报道中我能感觉到，是这句口号激励了香港地区的各界人士，让他们坚守岗位、从我做起、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终于在困境中雄起、历经坎坷走向了繁荣，这口号在香港无疑是妇孺皆知、众口一心的。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这口号简单易懂、朴实无华，实在没什么可恭维的。如果单从个人角度讲，它说的是一种责任、一种态度，是个人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约束，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把它演变成一个群体共同心声的话，事情就搞大了，那将会把它最本原的潜质、最深邃的内涵、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激化成为一种质的飞升，从而形成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于是，在这种精神和力量面前，任何的艰难、险境都将不能阻挡它前进的脚步。我感叹这种精神，赞叹这种力量，香港再创繁荣就是最好的佐证和注脚。

　　鄂伦春的夜晚虽然有风，因是林区，空气湿度大，房间里还是憋闷得很，再加上蚊虫的叮咬，根本无法入睡。辗转反侧中我的思绪又飘了起来……

　　同是“我要”，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做好这份工”，场合不同、背景不同，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我怎么就能把它们扯到了一起去想呢？

　　说出来有点惭愧，我喝酒的历史很久，快40年了，各种场合、背景喝高的情况都有，却从来没听说过“我要喝酒！”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要喝酒！”这话中的‘我要’，它传达出的那种‘主动’精神触动了我？还是我本身就有的‘主动’资质与之产生了共鸣？恐怕是兼而有之吧。

　　喝酒主动为的是心情、气氛，无可厚非；做工主动那是一种本分、一种素质，本应具备。喝酒主动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可做工主动却不尽然。我想：我们国家、地区、包括我们单位和个人都还不很富裕，有的甚至还需要脱贫解困，这就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工作，只要人人都有一种积极、主动、负责任的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富裕美好、幸福快乐的生活离我们还会远吗？

　　此次《相约呼伦贝尔》行我就亲眼见到了一大批具有“我要做好这份工！”那种积极、主动精神的广播同仁们，他们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深深打动着我。

　　例如吴双：重任在肩，丝毫不敢懈怠；他事无巨细、身体力行；安排采访路线、联络各地友好；白天赶路、夜里审稿；写诗直播、酒多觉少；呼噜骚扰、超度疲劳；采访圆满，功劳居高。

　　立群：行前谋划、周到缜密；采访撰稿、齐头并举；提起照相、更了不起；抓拍特写、逼真细腻；为稿配画、精到提气；网络传稿、永不言弃；夜半才睡、闻鸡即起；所到风生、欢歌笑语。

　　吕洋：以前不认识、一路知她闯；手持摄像机、当仁决不让；小跑不慌张、疑她是红妆；报道加随笔、一个名记相；发稿她最多、总是笑模样。

　　温光怡：说她是才女、温良恭俭让；新闻稿初写、像模又像样；勤奋且刻苦、处处自要强；夜深人静时，默想幼儿郎；待到凯旋时、平静享安详。感动我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不能一一描述，但能常想起。

　　楼道里响起传稿回来张立群的脚步声和开门声，天已经放亮了。赶紧睡会儿吧！马上又要启程了，不知睡梦中我还会想到什么？思绪还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来源：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2007-07-30 11:39 编辑： 任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