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南

　　广播是社会的喉舌；广播人的声音是时代的声音。广播记录了社会的盛衰荣枯，广播人的声音反映了每一个年代人们的喜怒爱乐。一代代人伴随着广播成长，而一代代广播人的声音如同是人们记忆中一个个深深的岁月印记。当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一个熟悉的年代似乎也在向我们悄悄走近。

　　提起关山，恐怕许多人都不会忘记由他播讲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红岩》、《欧阳海之歌》、《闪闪的红星》等广播作品。他用声音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各种故事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象。这些小说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关山的再度创作，也让这些小说成为广播作品中的经典。关山是天津广播电台的播音前辈，经历了广播事业最初的成长岁月。他对个人播音经历的追忆，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天津广播事业的过往岁月。在《夜访百家》节目中，关山讲述了他在声音的世界中留下的种种趣闻轶事。

　　我妈让我向关山学习

　　广播里的声音让人神往，而广播电台的大门同样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大门里面是个美丽的声音世界，也是一个神秘的声音世界。

　　张南：过去老百姓都把收音机叫做“电匣子”，这小小的“电匣子”曾经影响了很多人的喜怒哀乐。在人们心中电匣子又显得特别神秘，尤其是里面那些播新闻的人，讲故事的人，都让人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能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把“电匣子”给拆了，看看讲《桐柏英雄》的人是不是也长得像一个英雄。

　　关山：是，很多人都曾经对这个神秘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张南：您是如何走进这个神秘的声音世界的呢？

　　关山：应该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对文学很爱好。在小学的时候，我在北京师大一附小，那时候学校里有说话课，是锻炼口语表达。那时候我总作为班级或是学校代表到外面去搞小演讲。我记得很小就上电台啦，那时候还是解放前呢，代表学校讲故事。1951年我到天津，在财经学校上学，就做过广播员。到1955年参加了天津市第一届“职工业余朗诵观摩会”拿了一等奖以后，就到电台参加录音，以后又参加业余广播剧团，1956年就到电台当了播音员。1956年8月1号，我记得很清楚。我调进电台，是作为一个广播剧组的演员。去报到那一天，因为我原来想做演员，我考中央戏剧学院了，那时候也录取了，但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供我5年也够呛。电台调得早，所以说你就边干边学吧！于是我就到了电台。到电台以后没想到做播音员，只是做剧组演员，但是当时组织上就跟我说，现在播音组缺人。播音组当时有12个播音员，但是是12金钗，都是女的。所以急缺一个男播音员，说临时借用你一下吧！50年代的青年，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我说没问题，我就去了。这一干，这一借，就借了40多年。我觉得干这行业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心无旁骛地干起来了。

　　张南：也许因为您的作品太吸引人，我刚进电台的时候，也是特别想进这个广播剧组，做一个编剧。结果这个编剧梦也是没有实现，后来歪打正着做了主持人。

　　关山：服从需要，同样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的事业心强，干哪一行我觉得都可以。

　　张南：我听一些老同志讲，那时候从事播音工作的人是很神秘的，往往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能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

　　关山：因为50年代的时候，播音员被作为一级机要人员。我们进台以后，对外都要取一个播音名字，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当时，我来的时候，电台的一些播音员的名字都是台长给取的。但是我来的时候，正好他出差，但是又急着用，这时候正好我在读《木兰辞》，读了一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我觉得“关山”这两个字很响，而且还有点阳刚之气。得，我就来这个名字吧！后来就选了“关山”这两个字，以后就用上了这个名字。但是当时对外不是保密吗？隐去你自己的名字，我回家也不说，跟谁也不说。其实跟家里人说不说也无所谓，但当时我就没说。因为这，后来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呢。当时刚进电台，我回家就常趴在收音机前听我自己的节目。因为在这之前，我基本都是在业余广播剧团，除了演广播剧以外就是朗诵诗歌，我母亲是个老病号，又是家庭妇女，她不喜欢听诗歌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一到电台以后，就录上《文化生活广播杂志》了，每天15分钟，知识性节目，也有一些趣闻。我回家听节目，我母亲也比较喜欢听这个节目。当时节目里都播关山和谁谁，或谁谁和关山播送的。我母亲有一次就跟我说，你可要好好向人家关山学习，因为那时候我的朗诵老太太不爱听。我当时一听，哎，我妈妈还不知道是这个。我说，您放心，我将来一定要比关山播得还好。这样就连我母亲都不知道。等到春节的时候，一些大姐姐们到家里去拜年，当时鲁元同志也去了，我妈看来家里的人都是女同志，关山没来呀？她还问鲁元。鲁元当时就跟我说，嘿，你妈妈还真诙谐呀！我说，她还不知道呢。哦，这样。鲁元就没吱声。等到临走了，我母亲还在炕上说，下回来的时候让关山来呀。我要看看他！这时候鲁元就走回去，说您这老太太，关山就是您儿子。后来我妈就在屋里走来走去，说这孩子，这孩子！

　　我向生活学习

　　在上个世纪5 、60年代，播音工作真正被当成了艺术。我们的前辈按照艺术的规律来培育播音员。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播音员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

　　张南：您是1956年进入电台，五六十年代是个非常火热、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时候留下的故事也都非常的纯真，非常的质朴，我也从电台的一些老照片中看到过过去的一些情况。对您作为一个播音员来说，那个年代给您记忆深刻的有哪些？

　　关山：五六十年代的环境，对我来讲，在播音这方面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开展现场播音，练硬功夫，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比如下开滦煤矿，或者是下河北农村。当时我们曾经和河北台合并了一段时间。两个台一个呼号，播音组是一个组。特别是我站在天津钢厂炼钢炉前直播，钢花飞溅，火树银花，特别壮观。下生活不只是交了一批工人朋友，而且开阔了眼界，也锻炼了播音能力。1960年我们到河西南华里副食品商店站柜台，熟悉群众的生活。我们那个年代，因为物资匮乏，很多东西像麻酱，一个月给一个票，一个人。这一个票你知道多重吗？一两。一两麻酱，凭这个条去买，光花钱你买不着，你得有这个条。当时一位大娘到我这个柜台，我给人家拿竹片往碗上抹，人家那个师傅，一抹一下一两，正好。我抹得沿上、外边、里边全是，弄了半天。把人家这一两麻酱都快抹遍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当时我非常尴尬。尽管如此，那些年代播音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让我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熟悉各种各样的生活，有了这些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也熟悉了很多典型性格，为我以后人物塑造，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张南：这也是当年很流行的培养人的一种方式。了解不同行业人的生活，确实对提高自身的能力是有帮助的。

　　关山：那时候也是出了很多笑话。那时候广播电台要为听众服务，我们也力求做到很好，给人挑水。当时看人家小孩，一下子就挑走了。我也弄了半桶水，因为我体力不行，走着走着跟扭秧歌似的。不过有些东西对自己的教育都是很大的，很深的。分析了一些方法，对后来播《暴风骤雨》这类的小说，都是很有帮助，直接抵受到了一些教育。

　　张南：通过深入体验生活来了解社会，让自己和大众之间拉近了距离。您用声音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比如《桐柏英雄》，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当中，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像里面的英雄赵永生，恶霸丁大牙等等。您过去是怎么为塑造这些人物去找感觉的呢？

　　关山：我觉得这主要受益于小的时候家里文学方面的熏陶。一个是很早就读了咱们民族的古典文学，大量的民族的代表作。另外我喜欢小说这类形象思维的东西，我也喜欢演话剧，慢慢的积累，我面对小说展开想象、联想。另外，我还借鉴了一些东西。我读小学的时候，在北京曾经听过当时天津电台的节目，有一个叫李昌建的，一位老艺人，演播单人话剧。他一个人一台戏。我记得当时他播《福尔莫斯探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惟妙惟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我在编辑分配给我的小说以后，我就力求把人物形象活脱脱地再现在听众面前，要把形象塑造起来。我就采取了借鉴广播剧，变音色、变节奏这样一些方法。当然那时候是比较下功夫的，也比较苦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播完一节就让周围同志听听，家里人听听，像不像，从那样慢慢地摸索起。但是那种跟角色的扮演，跟演员的扮演又不尽相同，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有时候就要考虑到解说、人物角色、叙述和人物语言都要分开，所以首先要求形象要竖起来从理解到表达，要一个实践和实验的过程，试听和试练的过程。

　　张南：那么您觉得您从播音当中获得的最大快乐是什么呢？

　　关山：我觉得我每播一篇作品，都能从我播过的书里得到受益。我讲英雄，我得学英雄，我不能讲的是情操高尚，我自己走的是另一套。我觉得每次确实是得到熏陶，我自己本身，我觉得那种人格的力量，先烈们，英雄模范人物的力量，对我塑造自己的人格是很有益的。所以每播一次，尤其播完一部成品以后，尽管有的时候很累，我都觉得我的收获，对我是补偿。

　　讲奉献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特质

　　5、60年代让人缅怀的一个理由是，对物质的追求是有限的，而对精神的追求却是无限的。做事是安身之根本，做人是立命之所在。做好事情的前提是先做好人。简朴年代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世珍藏。

　　张南：您播讲的小说在听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您可以说是当年的大腕明星。那么当您走出播音室以一种普通人的身份融入人群中，您是怎么处理这种角色转换的呢？

　　关山：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和我成长的年代有关系。5、60年代那时候，对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宣传干部的要求是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我有一个言传身教的好标杆，那就是我们的齐越老师，新中国的第一代男播音员，在陕北就已经开始播音了。当时，他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一定要注意播音员言传身教的问题，一定要注意自己先受教育的问题。无论是从他的生活，从他的工作，身体力行各个角度。曾经他去河南台讲课，给他劳务费，他从来不要，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去讲课、辅导，是应该的。后来带他参观唐三彩的制作现场，他很喜欢唐三彩里的一匹黑马。河南台同志送给他，他不要，他说我要买。当时70年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在七八十块钱的水平。人家告诉他，出厂价可能是160多块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齐越老师可能是不到一个月地工资，他是高干了，200多块钱的工资。齐越老师一听，哎呀，太贵了。对于他来讲，承受能力绝对没问题，但是他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他认为花160多块钱买一匹马，放在家里，是一种奢侈。河南台的同志就给搬去了，齐越同志说什么也不要，他说我要能买，我一定买，我觉得还是贵了点，我绝对不要，结果到最后也不要。河南台后来有同志就找到我，知道我和齐越老师的关系不错，就问我齐越老师他真的是那么耿直吗？我说他绝对是表里如一的人。后来那个同志明白了，对齐越老师尤其敬重，齐越老师从来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不讲价钱。后来也影响到我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在外面演出或演讲的时候有的人讲，出场费应该多少多少，这是我人的价值。我不这样认为，从老一辈的革命者的身上我认识到人的价值就在于奉献。你的价值就看你对人民奉献多少，而不是伸手向人民索取多少，是这样。

　　张南：从精神的方面上说您这代人创造了很多，但从物质方面来说，您这代人得到很少。您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未必有“经典”的收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关山：现在社会活动也有一些，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继续奉献的机会，我是乐此不疲的。我从来不计较报酬啊，条件什么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失衡的问题，它有一个基础，而且我跟别人说，我还赶上个尾巴。因为现在从各个方面，从国家、各方面一些津贴、补助，还都赶上一些，我觉得这还是很不错的，应该能够善始善终。

　　张南访谈手记：

　　对关山老师作访谈，是一种十分愉快的经历。之所以将一个小时的访谈说成一种经历，是因为我从访谈中所受的教益，若在平时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砺才能感知的。作为天津广播的早期开拓者，关山老师个人的职业经历，其实也是天津广播事业成长的一部分。一个个有趣的播音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天津广播的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创业之功，让我们对这项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访谈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山老师对功名利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平和、豁达的心态，这是一个时代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印记。5、60年代是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却是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年代。那个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了，但那个年代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和继承的。

来源：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008-09-05 14:36 编辑： 任欣